中国新闻周刊
“N号房”事件当年轰动了韩国乃至全世界
如今，记录、起底那整个过程的
《N号房追踪记》被译成中文
本刊记者/仇广宇
发于2022.4.11总第1039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7月，两位刚刚踏入社会的韩国大学生无意间踏入了“N号房”聊天室，逐步揭开了一桩震惊世界的性犯罪大案。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触碰到了社会、法律中的诸多“潜规则”。她们没有屈服，而是选择通过长期坚持，一步一步，推动了事态的改变。全世界都见证了这一事件，也包括中国网民。
如今，记录这整个过程的《N号房追踪记》被正式翻译成中文，引进国内。
中文版《N号房追踪记》
隐秘之罪
“在日后的生活中，脑海中有时候会突然浮现出那些残忍的影像，这种时候会感到非常痛苦。”这是揭露“N号房”事件的韩国两位女大学生“火”和“丹”（化名）的心声，“性剥削”这个词，对于她们而言，不是远离生活的、虚构夸张的影像，而是真实经历过的生活。
2019年6月，火和丹开始参加韩国新闻通信振兴会的“深度报道”项目，她们选择“非法拍摄”（即偷怕）作为报道切口。
在搜索网络资料时，她们发现一篇博文中提到，聊天软件Telegram上有大批针对少女的不雅视频链接，这些视频被命名为“奴隶视频”，博文作者的网名叫“godgod”。顺着这些线索，在Telegram的聊天室“哥谭房”里，火和丹强忍着不适感翻阅了大量侮辱女性的言论和不雅视频，终于找到了藏匿的衍生聊天室，它们被统称为“N号房”。
这些聊天室中发布的“奴隶视频”里，大部分少女赤身裸体，身上被涂抹符号，还有更多语言无法描述的性虐待场景。这些视频正是这个名为godgod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胁迫未成年人并对她们施暴的证据。
被这些视频深深震撼的火和丹，决心通过报道和取证揭露这些罪行。她们求助了警方。警方开始指导她们进行潜伏取证。
潜伏在聊天室的那些日子不堪回首。那时，火和丹每天晚上10点、11点之后才有时间上线进行取证，直至凌晨三四点才能休息。她们在Telegram上逛了近100个相关的聊天室，截取了大量相关的对话、截图，以及能够证明发布者真实身份的蛛丝马迹。
很快，聊天室中一些嫌疑人被逮捕。2019年9月，火和丹以“追踪团火花”为署名的报道正式发表，但当时并未引起很大反响。她们仍然坚持取证。直到2019年11月，《韩民族日报》才对“N号房”事件进行了报道。
2020年3月17日，利用Telegram聊天室“博士房”进行性犯罪直播并敛财的主犯赵周彬被捕，同年5月，“N号房”的创办者、 网名“godgod”的主犯文亨俊归案，两大罪犯的落网，让“N号房”中的罪恶终于大规模呈现在世人眼前，并引发全球震动。而他们的被捕，与火和丹长期潜伏搜集的证据是分不开的。
根据媒体统计，N号房的参与“会员”累计达到26万人，收费会员数达1万多人，警方不完全统计到的受害者共有74人，其中16人未成年，被诱奸和强奸的最年轻女性仅有11岁。
古老的歧视
“N号房”事件的调查告一段落之后，从痛苦中慢慢恢复过来的火和丹开始思考，这些对女性、对青少年的加害行为，可能源自一些长久以来的歧视。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充斥在她们的童年回忆之中。火的前男友会因为她穿上短裙“吸引其他男人的眼光”而生气，丹的奶奶则一直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外表方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火和丹认为，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被固定了，被要求具备谦恭和顺从的品质。这些“品质”所导致的被动式思维，正是很多女性面临加害行为时无法反抗的开始。
“N号房”事件中，犯罪者有一套完整的“套路”作为在现实中控制受害者的手段。他们先是通过一些借口接触到受害者（或者直接骚扰熟人），开始是言语暴力和贬损，然后强迫、恐吓对方录制不雅视频或索取裸照，再威胁会将这些影像公之于众，使得受害人陷入不敢反抗的循环。
“N号房”创建者文亨旭终审被判有期徒刑34年。图/澎湃影像
比如，一位“N号房”事件受害者K提到，她是应聘网络广告中提到的“高收益兼职”而与犯罪者联系上的，一开始，对方的对话还是正常的，逐步就升级到诱导、强迫发送正常照片和裸照，不发就会遭受高频次的辱骂，当时她感受到一种“仿佛要被杀了的恐怖”。
而在传统伦理的束缚之下，哪怕罪行被曝光，“受害者有罪论”还是在社会上占有很大比例，使得调查取证的工作很难进行。
“把责任归咎于受害者的这种认识本身，和以前流传下来的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化是不无关系的。”火和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回答。如今，她们很高兴地看到身边的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起了变化。她们的父亲和很多男性朋友开始担心，自己平日说的话会不会是涉及性别的歧视性发言，会思考过后再开口。他们已经开始明白，真正伤害他人的未必是已经实施的行为，更有可能是未加思考就脱口而出的刻板言论。
带来的变化
火和丹取证的工作一直持续到2020年9月。在参与调查活动的过程中，火和丹的父亲对她们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丹的父亲曾说，她们是女孩子，年龄又小，深度参与这样的调查，有可能会被出狱后的犯罪分子实施报复。
2019年7月，她们刚刚向警方指出Telegram软件上存在大量性犯罪证据时，警方曾为难地提出两人不是受害者很难受理。但她们指出，要求受害者自身举报的“亲告罪”（即需要受害者亲自报案才能受理的法律规定）在2013年已经废除，警方不应该如此处理，坚持报警，这才有了后续的调查和卧底行为。
2020年2月，“N号房”事件还未大规模暴露时，在韩国“国会国民同意请愿”留言板上传的“关于解决Telegram中发生的数码性剥削犯罪的请愿”，同意人数就已经突破了10万。在此事的催促下，韩国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通过了规范Deepfake换脸技术利用的《性暴力犯罪处罚特例法》等4项法案。
如今，因为“N号房”事件的彻底曝光，韩国已经大大加强了对网络性剥削问题的法律制裁。比如，《N号房防止法》已经通过，《性暴力犯罪处罚特例法修正案》新设了对持有、购买、储存或观看非法性拍摄影像者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利用性剥削影像威胁、强迫他人者，将分别被判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或3年以上徒刑。《刑法》方面，涉及强奸判定标准的“性同意年龄”从13岁提高到了16岁。韩国《信息通信网利用促进及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信息通信网法）修订案》中，还规定了网络运营商在数码性犯罪视频的传播中负有的责任。
2021年10月，“博士房”创建者赵周彬二审被判有期徒刑42年，并被剥夺多项个人权利；“N号房”创建者文亨旭终审被判有期徒刑34年。加害者们将在监狱中度过自己的大部分岁月，而火和丹也有了自己新的生活，火进入了国会工作，她们一起将过去的经历写成了《N号房追踪记》，用这段经历提醒世人：永远不要忽视那些藏在深处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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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号房事件两周年回顾：数码性犯罪曝光后
来源：南方周末
▲ 当地时间2020年3月25日，韩国N号房头目赵周斌（中）离开警察局，将被移交检方作进一步调查。两年过去了，N号房事件所属的数码性犯罪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大众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视觉中国/图）
在韩国社会，“色片”已经不是“色情视频”的缩略语，而是某些人的受害记录。有时会觉得，是不是因为社会对此一直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才造成了像今天这样数码性犯罪横行的局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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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2020年3月，韩国爆出“N号房”数码性犯罪案件，震惊世界。加害者在匿名社交平台Telegram上建立多个秘密聊天室，诱骗、胁迫受害者按其要求拍摄色情影像，在聊天室传播，甚至将犯罪行为延伸至线下，通过直播犯罪过程牟取暴利。目前，该案件主要罪犯皆已获刑。
N号房事件最初的举报者和报道者，是两位20岁出头的女生“火”与“丹”，她们以“追踪团火花”的团队名号投入相关行动。2020年9月，两人合著的《当我们称我们为我们时》在韩国出版。2022年2月，其中文译本《N号房追踪记》发行。书中记录了追踪团火花追踪N号房的经历和事件背后的细节，也展现了她们的个体生命经验——从对日常的性别暴力感到不满到揭露并呼吁社会关注数码性犯罪。
2019年7月，在同一所大学就读新闻系的“火”与“丹”为参与深度报道比赛，在网络上搜集有关“非法拍摄”的素材，偶然发现了滋生于Telegram中的性剥削聊天室。
进入N号房后，映入眼帘的是赤身裸体的未成年受害者，有的人身上还被刀刻上“奴隶”字样。看完视频，她们震惊得无法说话，精神世界一片混沌：“就在我们国家，和我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做出了这样的暴行！”经过心理斗争，她们最终写下了对该事件的完整报道。
本来只是为了完成报道比赛的两人，一步步深入黑暗角落，将实际解决此事作为更大的目标。她们完全清楚面前有哪些困难：数码性犯罪发生在虚拟空间，具备隐匿性高、传播性广的特点，调查机关侦破案件困难重重，有时甚至难以按照性犯罪的罪名定罪。
经过她们积极报案，2019年7月中下旬，江原地方警察厅网络搜查队性暴力调查组正式展开调查，“火”与“丹”继续在聊天室里潜伏，协助警方收集证据。潜伏取证持续了超过一年。前期她们一度要到凌晨三四点才能睡觉，因为每天子夜到黎明这段时间，上传性剥削影像的加害者们最为活跃。
在调查取证过程中，除了文炯旭创建的N号房和赵周斌运营的“博士房”，“火”与“丹”还发现了一百多个涉及数码性犯罪的聊天室。
2019年9月，“火”与“丹”撰写的报道获得优秀奖，她们盼望N号房事件能成为问责非法拍摄者、传播者的第一步。
但社会几乎一片沉寂。在主犯落网、引起广泛关注之前，只有《韩民族日报》《国民日报》等零星几家媒体联系了她们。
调查人手不足，社会反响微弱，罪恶仍在不断涌现，“火”与“丹”被无力感包围。同时面临着学业和就业压力，她们一度想卸载Telegram：“每天我们都会问自己，这一切什么时候会结束？”最终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如果“选择漠视，内心可能会更加不安”。
随着赵周斌、文炯旭等人相继落网，以博士房、N号房为代表的Telegram数码性剥削犯罪事件公之于众，两人本以为此类犯罪正在减少，但就在《N号房防止法》刚通过后的2020年5月，“火”与“丹”又接到了新型数码性剥削犯罪的举报。
“整个韩国社会中都隐藏着一种强奸文化，而且现实是，我们的社会对这种强奸文化等闲视之。他们不认为这是痼疾，似乎更倾向于这是‘微小的偶发事件’。”“火”与“丹”意识到根源不除，数码性犯罪便永难遏止。因此，她们选择写下自己所感受到的不安和愤怒，“作为社会共同思考的问题提出来”。
两人都经历过从懵懂到觉醒的过程。“丹”曾在一家餐厅兼职，被餐厅经理询问，要不要做他的“办公室妻子”，当时的她，思考的是自己是否给对方留下可乘之机，并尝试着去理解对方。“火”中学时的男友常常勒令她不许穿短裙，甚至在电影开场前临时让她回去换衣服，“火”最后乖乖回家换上牛仔裤。
当目睹“这些看似没什么大问题实则不该发生的事情接连发生”，“火”与“丹”剪去长发，关注非法拍摄犯罪，在街头看见情侣吵架，挺身而出制止动粗的男生，得知创作厌女歌曲的嘻哈歌手来学校表演，发帖召集同学联名抗议。
“火”与“丹”组成的追踪团火花，最终点燃了公众对数码性犯罪的关注之火。
网络世界使得既有形式的性犯罪更加容易，同时滋生了全新的作案手法。如今，数码性犯罪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其种类多达上百种，最基本的类型有性剥削影像、非法偷拍、非法合成影像、网络骚扰、网络诱骗等。
2021年5月，菲律宾警方捣毁了当地一个拍摄性剥削影片的场所，解救出6名女孩和8名男孩。受害者年龄最小的仅2岁，最大的17岁。
“只要点击一下按键，这些图像就会通过网络分享到全球，并永远存在。”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于尔根·施托克（Jürgen Stock）曾指出，数码性犯罪的危害不容小觑，每当非法图像或视频被分享、被浏览，涉及的受害者都会受到二次伤害。
2022年3月，N号房事件曝光两周年之际，追踪团火花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专访。
南方周末：从你们写完书到现在，过去了一年多，你们在这段时间里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追踪团火花：写书的同时，包括书出版以后，我们一直在为根除数码性犯罪竭尽全力。我们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撰写了追究数码性犯罪发生平台责任的报道，还采访了新的数码性犯罪类型，并制作杂志进行报道。还有很多受害者来联系，我们为其进行了支援工作方面的一些引导。从2021年年末开始，我们还担任了韩国法务部数码性犯罪TF（Task Force，特别工作组）专门委员。
南方周末：现在追踪团火花的身份依然是匿名状态吗？你们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
追踪团火花：最近，追踪团火花的“火”以朴智贤（音）的本名步入了政坛。“火”加入了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大选候选人选举对策委员会，担任根除数码性犯罪特别委员会委员长一职。
“丹”一直在继续追踪团火花的工作——对数码性犯罪持续进行深入采访报道。追踪团火花活动需要承担很多风险，因此“丹”将继续匿名活动。虽然“火”和“丹”共同组成的追踪团火花已经告一段落，但“火”和“丹”今后还将继续互相鼓励，在各自的位置上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
南方周末：在报案后的几个月里，追查的缓慢、社会的微弱反应让你们感到无力，当时你们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是什么让你们坚持下来？除了追踪团火花，还有其他人曾像你们一样卧底聊天室，搜集证据吗？
追踪团火花：对加害者的愤怒成为我们无法做到袖手旁观的原动力。是他们的丑恶行径让所有女性都深陷不安，而我也可能成为下一位受害者。抱着要抓住他们的信念，我们一直在努力。
据我们所知，除了追踪团火花外，还有一个名为“ReSET”的团体也从2019年11月开始潜入Telegram聊天室调查并报警。
南方周末：在赵周斌被捕之前，公众对数码性犯罪的关注度一直偏低，你们认为其中有什么原因？
追踪团火花：我们认为，因为这是网络上发生的问题，所以一些人并没有将其视为重大犯罪，全社会漠不关心，最终导致了N号房事件的发生。庆幸的是，现在很多人已经认识到，数码性犯罪是严重的犯罪。
南方周末：2021年4月，韩国一起针对男性的数码性剥削犯罪被曝光，此事件有没有引发你们新的思考？如果说N号房尚且被局限于性别议题，那么在男女都可能成为受害者的情况下，公众对于数码性犯罪的危害是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追踪团火花：性犯罪问题不应该演变成性别矛盾的问题。性犯罪是所有性别人群中都可能发生的犯罪，这是需要全社会团结起来共同解决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报道将此定性为两性之间的问题，很多人也对此存有误会。
N号房事件由韩国某大学新闻系的两名女生报道和报案，她们使用化名“火”与“丹”。图为二人的背影。 （受访者供图/图）
南方周末：你们曾呼吁，要建立专门调查、处理数码性犯罪的常设组织，现在情况怎么样？
追踪团火花：为Telegram性剥削事件而成立的特别调查本部已经终止，目前还没有成立新的常设机构，但是有关建立相关组织的讨论还在持续。
南方周末：书中提到的“数码性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是新成立的机构吗？能多大程度地向受害者提供帮助？受害者愿意主动寻求其支援吗？
追踪团火花：数码性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是成立于2018年的国家机关下属中心。如果受害人提出申请，中心可以提供删除、咨询等支援。另外，如果受害人愿意，中心还可以联合提供调查、法律、医疗等相应支援。据我们了解，寻求支援的受害者一直很多。
南方周末：删除非法影像、预备监控非法拍摄的工作在资金支持下获得了怎样的进展？
追踪团火花：女性家族部下属的韩国女性人权振兴院正在运营数码性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以N号房事件为起点，现有支援人力从17人增加到了39人，但这一数字仍然少得可怜。2021年初，京畿道也成立了数码性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这是地方广域城市中的第一个。
南方周末：在日常生活里，你们身边的亲友对于切实存在的性犯罪和性别歧视普遍持怎样的态度？在N号房、博士房等曝光之后，他们会主动和你们聊起相关话题吗？
追踪团火花：女性朋友和男性朋友的态度截然不同。女性朋友们大多和我们一起愤怒，同时会担心自己也有可能成为数码性犯罪的下一个受害者。面对非法拍摄、合成及Deepfakes（编者注：一种换脸软件）犯罪蔓延的韩国社会，男性朋友们虽然也对N号房事件感到愤怒，但更多表现出的是担心对方把自己也看作潜在加害者的不快感。
南方周末：N号房事件曝光后，不少进入聊天室的用户认为自己没有错，只是在观看正当的成人内容。而根据受害者们的遭遇可知，这些影像是通过犯罪手段获取的，而且涉及的并非单纯的色情内容，而是将性作为权力象征行使的暴力。撇开犯罪不说，性消费的底线似乎越来越低，对此你们怎么看？
追踪团火花：在韩国，被称为“色片”的大部分都是非法拍摄物。但是，初、高中男生观看色情片似乎总是被视作这个年龄段的一种理所当然，在情景喜剧中，色情片也一直被用作游戏题材。在韩国社会，“色片”已经不是“色情视频”的缩略语，而是某些人的受害记录。有时会觉得，是不是因为社会对此一直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才造成了像今天这样数码性犯罪横行的局面呢？
南方周末：在数码性犯罪中，熟人凌辱是一个特殊的种类，中国也曝光过这种聊天室。加害者把身边亲人、熟人当作性剥削对象，你们认为其中是什么压倒了伦理观念和情感？
追踪团火花：我们一直在思考，是不是将女性仅仅视为性对象的错误认知才导致了这样的犯罪行为呢？“熟人凌辱”是在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中尤其常见的犯罪类型。因为即使不在现实生活中进行任何行为，也可以将网上好友的照片拿来合成（色情影像），并传播其个人信息，这是非常容易实施的犯罪行为。要警惕那些将自己共同生活的对象视为犯罪对象的“人”，对这类人群实施必要的相关教育是当务之急。
（感谢叶蕾蕾为采访提供韩文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