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蚂蚁搬家式”腐败警告什么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督委员会网站“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诽谤了党组织!说到底,我还是对自己的利益进行了熏染,并产生了“小腐败不腐败”的错误想法…不久前,广西纪检监察网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年91次收受贿赂,小安监站站长上演“蚂蚁搬家式”腐败》的文章,分析了原南宁市马山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莫的受贿问题。
据调查,莫利用职务之便,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从房地产开发商和施工方处收受了91次款项,共计24.04万元,其中一次仅收受300或400元。这种贿赂模式,每次收到的钱很少但很频繁,被称为“蚂蚁搬家式”腐败。
“蚂蚁搬家”腐败不明显,但却是有害的。
近年来,被抓住的“贪婪的蚂蚁”并不少见。例如,江苏省遂宁县教育局原局长梁在担任教育局长的七年时间里,收受了860多项贿赂。据估计,贿赂平均每3天发生一次。2009年至2011年,福建省霞浦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原队长林松华利用职务之便,以假相纸发票、假车辆加油发票等形式向县公安局申请报销100多次,骗取公款共计22.167万元。湖南省桃江县桃花江镇财政研究所原副所长陈刚利用惠民的便利,悄悄将“黑手”伸向涉及2万多农民的补贴资金。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自掏腰包的资金高达77万元。超过60,000次的频率和最小金额的贪得无厌更令人震惊。
为什么“蚂蚁搬家”腐败频繁甚至被忽视?
许多纪检监察机关的一线调查人员和专家表示,监督不力和小微权力制约是主要原因。对“小官员”的监督存在疏漏,这妨碍了对“小权力”的有效限制,给了“蚂蚁”“行动”的勇气和可能性。然而,负有主要责任和监督责任的领导干部要么忽视,要么视而不见,导致“蚂蚁灾难”加剧。此外,在不良风气的影响下,许多企业和群众害怕遇到“吃、拿、卡”这样的现象,事情就办不成。他们选择妥协于“隐藏的规则”,通过赠送礼物和金钱“寻求许可”和“走后门”。这也导致了“蚂蚁贪婪”变得更加大胆和傲慢。
“蚂蚁搬家”的腐败乍看起来并不明显,但实际的危害是巨大的,不可低估。”湖南工商大学教授、中国反腐倡廉研究会副会长邓指出,首先,“蚂蚁”大多处于权力的末端,贴近群众,“蚂蚁搬家”腐败现象经常表现为拔雁、拿牌、冒名顶替、贪污截留等。,直接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其次,群众往往根据身边的党员干部来评价党政,“蚂蚁搬家”腐败损害了党政形象,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第三,“蚂蚁搬家”腐败积累了很多,导致了“小官员大腐败”等问题。此外,由于其数量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极易污染基层政治生态,加剧腐败亚文化的滋生和蔓延。
“移动的蚂蚁”剖析
沈默学到的堕落之路与腐败亚文化侵蚀的“心态失衡”有很大关系。
2007年底,莫回到县城工作,开始担任马山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以下简称“安全监督站”)监督员,2015年至2019年分别担任安全监督站办事员、负责人和站长。城里的一些朋友经常对他说:“你现在是一个小领导,为什么你的衣服还这么寒酸,家里的装修也这么寒酸。”与乡镇像井底之蛙的日子相比,沈默渐得出一个不可解的结论:“为什么别人能赚大钱,而我只能日复一日地努力工作?”。你什么时候能为自己和家人过上富有魅力的生活?\”
起初,面对一些老板在吃喝宴会上的奉承,莫能够坚守底线,甚至建议他“出一大笔钱”,让他在工程项目安全检查期间“放手”。然而,渐渐地看着这些低头弯腰要求自己工作的老板,他们实际上是开着豪华汽车进进出出,住在外国的房子和别墅里,而他们的家人还在为温饱而挣扎。沈默健感到越来越不舒服。在扭曲失衡的心态下,沈默健的理想信念开始动摇,失去了头盔。
“当时,我手心冒汗,手里拿着的红包被弄皱了,我四处张望,生怕被发现。我认为这笔钱应该没有问题。”莫沈剑回忆起他第一次从项目建设方收受贿赂时如是说。就这样,他忐忑不安地收到了第一个“红包”。“第一次”过后,沈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贪婪。从2014年到2016年,为了让建能够“照顾”项目的监督、检查和验收,老板黄一共派了36次,共计44700元。从2015年到2018年,莫在建设项目的日常检查中,8次从一个县项目的建设方处获得3.5万元。2017年至2018年,莫六次从某工程项目公司经理李某处获得3000元。……
“那时候,我很幸运,认为一次只有100万元。没有人知道或会检查我。”正是由于“小腐败不是腐败”的误解和侥幸心理,沈默建在扭曲的价值观和日益增长的贪婪的驱使下,变得越来越大胆。他逐渐把收受“红包”视为自己应得的回报,一次又一次轻松地接受贿赂。仅仅五年时间里,他就接受了91次贿赂。
然后问题出现了。莫是如何钻法律的空子,一次又一次地成功而不被发现的?
麻山县纪委副书记潘负责调查莫一案。他分析了“蚂蚁”能“移动”的原因:
首先,系统设计存在缺陷。相关管理系统设计中的问题导致监管者手中权力过大。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作为县住房和建设局的二级参建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工作。一个小小的站长可以用他的权力来决定工程的建造者是否能顺利地进行施工或通过检查。你可以给建筑企业打分和扣分,以决定他们是否可以参加下一个项目的投标。这给了“蚂蚁”一个向权力寻租的机会。
第二,这项技术是隐藏的,不容易监督。“反腐败”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执法部门、工程建设和各种工程验收中。这在一些“小而强”的县级政府机构的二级组织中更为突出,属于基层“微观腐败”。由于给钱者要求执法者和监督者,并且给的钱数额不大,双方都不太注意。一手交钱,一手收钱,没有第三方在场,行动隐秘,难以揭露,甚至成为各工程建设和工程监理领域的“潜规则”,客观上增加了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法的难度。
如何防治“蚂蚁病”
南宁市纪委第六监督检查办公室副主任廖俊说,结合沈默一案和实践中的类似问题,我们发现“流动的蚂蚁”往往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政治思想观念淡薄,心理幸运,不尊重党纪国法。
邓认为,多次腐败甚至多年腐败也是“蚂蚁搬家式”腐败的突出特征。因此,要坚持前方纪律,在实践中进行细致的日常监督,注意小问题,防止小问题,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防止党员干部越陷越深。
许多来自纪检监察机关的一线调查人员和专家表示,类似案件的涉案人员普遍存在“山高皇帝远,也许找不到”的侥幸心理。因此,要在日常监管、准确监管和有效监管上下功夫,才能取得有针对性的效果。利用信息披露、大数据、智能云平台等手段,积极拓宽线索来源;开展细致的日常监管,密切关注重点领域、“重点少数民族”、关键岗位和关键环节,牢牢把握监管首要责任,加强对小微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管。继续加大案件通报力度,以姓名通报揭露典型问题,形成强大的威慑力,让党员干部提高警惕,明确底线,知所惧;坚定地对腐败亚文化说“不”,如“法律不责怪公众”和“不过期的权利”。进一步纠正公职人员非法收受红包和礼品以及不作为等突出问题,营造廉洁政治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巡视员、甘肃省白银市副市长黄宝荣认为,要遏制“蚂蚁贪婪”,防止“拆迁”,除了要编织严密的监督网络,让纪律和法律的利剑高高挂起之外,还必须强化党的政治责任,全面从严治党,层层把压力传递到“最后一公里”。通过“责任必问”的不歧视,让各级领导干部清醒过来,认真种植“责任田”。他们不再是“切手掌柜”。